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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影响因素

———基于30个省级政府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 王 法 硕 (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,上海 200062)

摘   要:我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实践,但效果存在较大差异。运用 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政府资源与支持、社会需求及地区经济发展三个层面选取六个解释变量对 我国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。研 究 结 果 表 明,省 级 政 府“互 联 网 +政务服务”能力受到多元复杂因素影响,电子政务基础与领导重视是其中较为关键的因素,实现 较高的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有三种条件组合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不同的地 区,政府要采取适合本地区特点的路径和措施提升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。

关 键 词: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;电子政务;定性比较分析 

中图分类号:D035    

文献标志码:A    

文章编号:1008-3758(2019)02-0173-07

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s “InternetPlusGovernmentServices”Ability ———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30 Provincial GovernmentSamples WANGFa-shuo (FacultyofEconomicsandManagement,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,Shanghai200062,China) Abstract:Diverseformsof “InternetPlusGovernmentServices”practiceshave beencarriedoutinvariouspartsofChina,buttheeffectsarequitedifferent.From thethreelevelsofgovernmentresourcesandsupport,socialdemandandregional economicdevelopment,sixexplanatoryvariablesareselectedtoanalyzethefactors influencingthe “InternetPlusGovernmentServices”abilityofChinasprovincial governmentthrough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.Theresultsshowthatthe provincialgovernments“InternetPlusGovernmentServices”abilityisinfluenced by multiplecomplexfactors.The mostimportantfactorsarethefoundationof E-government and the attention from the senior leaders.There are three combinationsofconditionsto achieve high level “Internet Plus Government Services”ability.Forareaswithdifferent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levels anddifferentfinancialresources,the governmentshould adoptthe pathsand measuresappropriate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regiontoenhancethe “Internet PlusGovernmentServices”ability. Key words: Internet Plus Government Services; E-government; qualitative comparativeanalysis


       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,互联网在提高 政务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了越发重要的作用,能够 有效促进政府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变革[1]。2016 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首次提出了 要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建设。至今,我国各 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、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创新实践探 索。值得关注和警惕的问题是当前各地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工作推进程度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国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检查情况的通报》(国办函〔2017〕115号),截至 2017年8月底,29个已建成的省级政府一体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16个平台实现了省、市、县 三级全覆盖,浙江“最多跑一次”、江苏“不见面审 批”等创新实践取得较好成效。然而,该文件同时 指出:有的办事平台入口不统一,26%的平台未与 本级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整 合;有的平台功能不完善, 38%的平台对用户咨询问题超过5个工作日未作 答复;还有的服务信息不准确,41%的平台未提供 办事表格下载,48%的平台未提供表格填写说明。 2018年6月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的 《进 一 步 深 化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,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、一门、 一次”改革实施 方 案》(国办 发〔2018〕45号)在肯定改革成效的同时,指出不少地区困扰企业群众 的“办证多、办事难”等现象依旧存在。 


      上述现象引发的思考是,为什么各地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实施现状存在较大差异?哪些因素 影响地方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?从学界 研究来看,尽管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这一主题高度关注,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的内涵与逻辑[2]、实践探索[3]与改进路径[4]等 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,但已有研究并未对 地方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影响因素进行 深入细致的解释。因此,为了丰富和拓展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研究视角,加深对地方政府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能 力 的 理 解,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取得实效,本文尝试利 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索。


 一、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 


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在国外研究中被称为电 子政务 服 务(E-governmentservices),属于 电 子 政务(E-government)研究 领 域。国 外 学 者 从 政 府内部视角、外部视角及综合视角对各类电子政 务影响因素开展了丰富的实证研究。 


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内部因素对电子政务发展 构成重要影响。对美国新泽西州四个政府部门的 研究显示,政府战略规划、信息系统整合、人员配置等因素与电子政务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[5]。与 此类似,对美国市政府的研究表明,政府电子政务创新受到财政能力、技术能力及政府规模等因素影响[6]。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政府外部因素对电子 政务发展同样起到重要作用。有研究认为,应对 复杂外部环境和寻求合法性对政府发展电子政务 产生重要影响[7]。基于瑞士的研究表明,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电子政务服务更利于产生较高绩效[8]。对联合国的研究发现,一国信息技术水平和人的发展与电子政务发展显著相关[9]。还有研究发现文化、宗教和种族因素也会对电子政务实施产生重要影响[10-11]。相对于内部与外部视角,更多的学者从综合视角全面识别影响电子政务发 展的各类因素。被学者纳入考察的因素包括政府 能力、财政情况、教育水平、IT行业从业人数、电 子政务发展时长、工商业发展水平、辖区人口数量 等[12-13]。Gil-García& Pardo在综合大量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,将影响电子政务成败的关键因素归 纳为信息技术、信息数据质量、组织管理及法律规 制四个主要维度[14]。 


与国外相比,国内电子政务影响因素 的 研 究 起步较晚。从研究范式上看,大多沿袭西方研究 思路,通过大样本回归分析识别影响政府电子政 务发展的主要因素。覆盖全国各级政府的研究表 明,政府治理能力、内部环境支持及外部环境就绪 程度与电 子 政 务 成 效 显 著 相 关[15]。马亮 的 研 究 显示,府际竞争、上级政府压力、政府资源与能力、 区域环境特征、公众需求等因素对电子政务水平 构成显 著 影 响[16-17]。胡广伟等人的研究发现领 导意愿、团队认同、下属认同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显著正相关[18]。2016年以来,国内学者 聚 焦“互 联网+政务 服 务”开 展 了 诸 多 研 究,但 其 中 涉 及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,其主 要关注点在于分析阻碍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取得 良好成效的因素。学者发现,目前面临的制约因 素既包括系统互通难、信息共享难、业务协同难等 长期影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瓶颈问题[19],也包 括政府数据不兼容、统计口径不一致、数据失准等 714 东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第21卷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发展基础性问题[20],还包括 政府互联网思维与能力不足、科层组织协同与整 合不 力、资源获取不均衡等政府治理深层次 问题[21]。 

        

总的来看,国外相关研究已经较为成熟,存在 的不足是不同研究结论差异较大,不少结论存在 彼此矛盾与互斥,这一方面表明电子政务影响因 素的复杂性,另一方面也亟需更换研究策略展开 更有解释力的研究。对此,国外学界尚没有有效 的回应和令人信服的成果出现。国内研究则较多 复制与借鉴国外研究思路,虽有积极探索,但本土 化理论框架尚未形成,特别是关于当前各地政府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还比较 薄弱。 


基于以上认识,我们认为,一个地区“互 联 网 +政务服务”发展水平是多元复合因素影响和作 用的结果,单独强调某一个或一类因素都会存在 挂一漏万的弊端,不同因素和条件可能通过彼此 组合共同影响和形塑地方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能力。因此,本文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,以 30个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研究样本, 通过对各类影响因素和条件进行组合分析,寻找 实现较高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路径,借此 对我国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影响因 素进行初步解释。 


二、研究设计 


1.研究方法:定性比较分析

 

定性比较分析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 种针对中小样本案例的研究方法。美国社会学家 查尔斯·拉金(CharlesC.Ragin)在1987年出版 的专著《比较方法:在定性和定量策略之外》中最 早介绍了该方法。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,这一方 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政治学、经 济 学、社 会 学 研 究 中[22]。定性比较 分 析 关 注 多 个 原 因(变 量)与 某 特定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,旨在找到能导致 某特定结果的条件组合方式,在中小样本分析中 具有突出优势,尤其适合案例数量在10~60之间 的研究[23]。在分 析 技 术 上,清 晰 集 分 析、模 糊 集 分析与多集值分析是目前较为成熟的三种分析技 术。近年来,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在比较政治学 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[24]。因此,本文采用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。基本的分析逻辑是将试图解释的 结果界定为“结果变量”,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界定为“条件变量”,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用0至1 区间的任何数字来表达变量的隶属值,这个标准 化各个变 量 隶 属 值 的 过 程 称 之 为 校 准[25]。校准 完成后,研究者可以利用相关分析软件(如拉金等 人开发的fs/QCA2.0)构建包含结果变 量、条 件 变量和案例信息的真值表(truthtable)并进行精 简运算,进而分析影响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及条 件组合,最后报告研究发现。



本文选择定性比较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主要基 于两个理由:首先,本文研究对象是我国省级政府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,目前我国大陆共有31 个省级(包括自治区、直辖市)政府,样本数量不适 合大规模统计分析,恰好符合定性比较分析中小样 本要求。其次,地方政府实施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 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诸多因素的系统过程,影响省 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内外部因素很 多,并且不同因素之间可能会彼此影响,定性比较 分析在处理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优势。 


2.案例选择 


本文选择30个省级政府互联网政务 服 务 平 台作为研究案例,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考虑:一是 研究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更具代表性和 现实意义。省级政府作为地方层面负责统筹“互 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的最高层级决策主体,其能 力和作用的发挥对地方各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 服务”工作的推进与成效起到决定性和引领性作 用。二是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案例信息 较为全面。截至2018年6月,除西 藏 自 治 区 外, 全国30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均建立了一体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。与此同时,各省级政府官网 及地方媒体对当地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建设进展 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报道。


3.变量及赋值 


本文要解释的结果变量为省级政府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能力。目前对地方政府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能力的评估主要由第三方研究机构实施。 经综合比较多个评估报告的权威性、时效性及是 否针对省级政府进行了专门评估,本文将国家行 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《省级政府网上 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(2018)》作为主要依 据对结果变量进行赋值。根据该报告中除西藏自 治区外30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总体能力排名对结果变量进行赋值。排名前 第2期王法硕:省级政府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影响因素 7151~15名的 省 份 视 为 “互 联 网+政 务 服 务”能 力 较强,赋值为1,排名16~30名的省份视为“互联 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较弱,赋值为0。 


本文的条件变量为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 服务”能力的影响因素。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研究 的惯例,条件变量的数量最好是4~7个[26]。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,从政府资源与支持、社会需求及地区经济发展三个层面确定政府财 力、领导重视、电子政务基础、公众需求、企业需求 和人均 GDP等六个变量。需要说明的是,由于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要求在变量赋值过程中进行校 准。本文参考 唐 睿 和 唐 世 平[27]等研究中变量校 准的方式,将连续变量的客观分布作为赋值的依 据,具体操作方式是以连续变量平均数作为分界 点,得分高于平均数的省赋值为1,低于平均数的 省赋值为0。


政府资源与支持维度包括政府财力、领导重视和电子政务基础三个变量。一个地区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建设需要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 经费来源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。因此,地方政 府财力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产生影响。本文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17》中2017年人均财政 收入作为衡量省级政府财力指标,高于30个省份 人均财政收入 均 值 的 省 赋 值 为1,低 于 均 值 的 赋 值为0。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程度会 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建设成效产生重要影响。 研究表明,领导干部所发挥的“领导驱动”作用在 政府创新 过 程 中 占 据 突 出 位 置[28]。本文 采 取 两 种方式识别省级政府主要领导对于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工作的重视程度。一是省级政府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工作领导小组是否由省长或副省长 担任组长。二是省长或副省长是否曾出席“互联 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。通过搜索 省级政府官网和其他官方新闻来源,发现两个条 件满足其一即认为该省政府主要领导对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工作比较重视,赋值为1,两个条件均不满足赋值为0。地方政府实现较高“互 联 网 +政务服务”能力还需要一定条件和基础。电子政务阶段模型认为向客户提供整合的一站式政务 服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高级阶段[29]。因此,地方 政府原有的电子政务基础也是影响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对于省级政府电 子政务基础的测量本文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化研究中心发布的《2017年中国政府网站发展研 究报告》中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分数,得分在均 值以上的省赋值为1,均值以下的赋值为0。 社会需求维度包括公众需求与企业需求两个 变量。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的服务对象和用户是 广大网民。如果辖区人口中网民占比较大,对政 府网上政务服务的需求较强,政府提供网上政务 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就较强。研究表明,互联网普 及率(网民比例)与我国省级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水 平显著正 相 关[16]。对于互联网普及率的赋值本 文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发布 的 《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中分 省互联网普及率的数据,位于均值以上的省赋值 为1,均值以下的赋值为0。除了网民,企业是“互 联网+政务服务”的另一类重要服务对象。一般认为,辖区企业的数量越多,政府面临的改善政务 服务质量的需求和压力就越大。因此,政府“互联 网+政务服务”的能力与辖区企业数量具有一定 相关性。本文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(2017)》中分地 区年末人口数及分地区企业法人单位数计算得出 30个省份每万人企业数量,高于均值的省赋值为 1,低于均值的赋值为0。


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决策 主体 的 意 愿 和 能 力,还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经 济 基 础。 西方学者发现,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倾 向于接纳新 事 物,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也较高[30]。 因此,辖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 服务”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。本文依据《中国统计 年鉴2017》中人 均 GDP 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 的指标,高于30个省 份 均 值 的 省 赋 值 为1,低 于 均值的赋值为0。 


三、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 


定性比较分析包括必要条件分析与充分条件 组合分析两个步骤。前者用来衡量单一条件变量 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,后者分析除必要条件外 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。分析结果 用一致性(consistency)与覆盖率(coverage)两个 指标来衡量。前者表示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 释 程 度,后者表示条件变量可以解释的案例数 量[31]。本文使用fs/QCA2.0软件作为分析工具 完成计算过程。 


1.必要条件分析 


表1呈现了必要条件分析结果。一致性大于 716 东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第21卷0.9的条件变量被视为必要条件,表 明 该 指 标 可 以独立解释结果变量。小于0.9表明该指标要与 其他变量一 起 才 能 解 释 结 果 变 量。根 据 表1,六 个条件变量中领导重视与电子政务基础一致性为 0.8,说明领导重视和电子政务基础具有较强解释 力,虽未达到但是接近实现较高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能力的必要条件。 


表1     必要条件分析结果 


变 量      

一致性     

       覆盖率

政府财力 

0.600000

0.600000

领导重视

0.800000

0.750000

电子政务基础

0.800000

0.800000

公众需求

 0.466667

0.466667 

企业需求

0.666667 

0.666667 

地方经济发展 

0.600000   

0.600000 

 

2.条件组合分析 


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变量达到0.9的一致性水 平,需要进一步对条件变量进行组合分析。软件 输出结果分为复杂方案、吝啬方案及中间方案三 种。考虑到方案的精简性与覆盖率,一般采取中 间方案。根据中间方案结果,一共存在三种条件 组合可以对省级政府高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 进行解 释 (见 表 2),三种条 件组合总覆盖度为 0.8,表示这些条件组合覆盖了80%的案例。


表2 高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条件组合

 


条 件

 组合1

 组合2

 组合3

 电子政务基础

● 

政府财力

○ 

● 

● 

领导重视 

● 

● 


公众需求   

○ 

 

企业需求


● 

地区经济发展 

○ 

●  

原覆盖率 

0.333 

0.333 

0.400

净覆盖率 

0.333 

0.667 

0.133

  一致性    

1.000 

1.000 

1.000


注:“●”表示该条件 出 现,“○”表示该条件不出现,空白 表 示 该条件对于结果变量无关紧要。原覆盖率表示该条件组 合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;净 覆 盖 率 表 示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、同时其他条件组合 不 导 致 结 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



分析结果表明,电子政务基础在三种 条 件 组 合中全部出现,说明电子政务基础因素对省级政 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最为重要,这与上文 必要条件分析结论一致。从条件组合来看,三种 条件组合路径代表当前三种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 政务服务”发展模式。


第一 种 模 式 为 高 位 驱 动 型,对 应 表 2 中 组 合1。该组合表示一个省份如果具备较好的电子 政务基础,加之政府主要领导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工作较为重视,即使不具备较强的财政收入、 经济发展水平和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的公众需 求,也能产生 较 高 的“互 联 网 + 政 务 服 务”能 力。 这一路径的代表省份是贵州省、黑龙江省和四川 省。例如,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 在全国排名均比较靠后,但近年来贵州抓住新一 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,在全国率先实施大数据 战略,推动政府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,具备了 较好的电子 政 务 基 础。2017年贵州在全国省级 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排名第二。同时,贵州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,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参加全省政务服务工作会议和“互 联网+政务服务”专题会议,在两年时间内省级行 政许可事项 实 现100%网上 可 申 请,成 为 名 副 其 实的“不打烊政府”。 


第二种模式为内外联动型,对应表2中组合2,这一组合的净覆盖率最高。该组合表示一 个省份如果具有较好电子政务基础、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,同时政府主要领导对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工作较为重视,企业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工作存在较高需求,则会产生较高的“互联网 +政务服务”能力。这一路径的代表省份是上海 市、浙江省、江苏省和广东省。例如,浙江 省 在 经 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上均位列全国省级政府前 列,且具备较 好 的 电 子 政 务 基 础,2017年在 全 国 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排名第四。与此同时, 浙江省活跃的民营经济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水 平提出了较高需求。在此背景下,浙江省自2013 年起就将“四张清单一张网”作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 革、优化政务服务的主要抓手和省政府重点推进 工作。浙江省委省政府自始至终对此高度重视,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推动落实,早在2014年就开通 了全国第一个覆盖省、市、县三级政府的统一网上 政务服务 平 台———浙江 政 务 服 务 网。2016 年浙 江省又率先实施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,省长亲自担 任改革协调小组组长,实现线上线下政务服务的 有机融合,打造了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的升级版。 


第三种模式为水到渠成型,对应表2中组合。该组合表示一个省份如果具备较好的电子 政务基础、较高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,同时 企业和公众对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存在较高 第2期王法硕:省级政府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影响因素 717需求,即使不考虑主要领导重视的因素,也会产生 较高的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。这一路径的代 表省份是北京市、福建省和山东省。例如,首都北 京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方面在全国名列前 茅,且具备良好的电子政务基础,2017年在 全 国 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排名第一。与此同时, 无论是互联网普及率还是注册企业数量在全国均 遥遥领先,公众和企业对于政府提供优质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提出了较高的需求和期待。在这一背景下,北京市稳步推进“互联网+政府服务”工作。 2015年11月,北京市政务服务网上大厅与实体 大厅同步上线试运行,上线一年多时间内网上政 务服务大厅面向公众和法人提供了涵盖行政审批 及服务事项在内的40 家单位700余项政务服务[32]。 


此外,进一步对比组合2与组合3发现,当一 个省份具有较好电子政务基础、政府财力和经济 发展水平等条件,领导重视因素与公众需求因素 存在替代效应,二者具备其一就可以实现较高政 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。 


3.稳健性检验


 为了避免赋值方式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, 要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。本文对结果变量 的赋值方式进行调整,适当提高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能力较强的判定标准,将排名1~12名的省份 赋值为1,排名13~30名的省份赋值为0。必要 条件分析检验结果与原结果变化不大,电子政务 基础一致性水平由0.8上升 到0.83,但仍 未 达 到 0.9的必要性条件标准。进一步对条件组合分析 进行检验,结果与此前结果相比总覆盖率有所降 低,但 三 种 影 响 路 径 依 然 存 在。据 此 可 以 判 断 表2中的条件组合对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能力的影响是稳健的。 


四、结论与讨论


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府资源与支 持、社会需求及地区经济发展三个层面选择六个 解释变量考察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 的影响因素。研究发现,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 服务”能力受到电子政务基础、政府财力、领导重 视、地区经济发展、公众与企业需求等内外部多元 复杂因素影响,其中电子政务基础和领导重视是 较为关键的因素。从不同因素的组合效应来看, 实现较高的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存在三种条 件组合,本文将其称为高位推动型、内外联动型与 水到渠成型。相对于发达地区,领导重视因素对 于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,而在某些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,领导重视因素与公众需 求因素存在一定替代效应。 


本研究政策启示在于省级政府获得较高的 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 自身社会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特点的路径和措施。一是要高度重视电子政务基础建设。本文发 现电子政务基础对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 能力影响最为显著。因此,发展“互联网+政务服 务”首先要筑牢电子政务基础,特别是要进一步完 善和提升政府门户网站的功能和用户体验度。二 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本文发现,对于经济社 会发展相对薄弱省份,如果政府主要领导对于“互 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足够重视和支持,可以有效 消解不利因素,产生较好的绩效。因此,广大中西 部地区政府 要 将“互 联 网+政 务 服 务”建设作为“放管服”改革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力抓手, 使之真正成为“一把手”工程与政府中心工作,政 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、靠前指挥,通过持续推动 取得实效。三是要积极回应社会需求。本文研究 表明,公众和企业的需求是影响政府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能力的重要外部驱动要素。对于发达地 区,公众需求与领导重视在实现较高“互联网+政 务服务”能力中存在相互替代效应。省级政府积 极有效回应和满足社会需求,不仅有利于推进“互 联网+政务服务”建设持续化、常态化与制度化发 展,还能避免领导个人推动可能带来的创新持续 性不足的弊端。 


当然,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。第一,影响政 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因素众多,受制于 研究方法和数据可获得性,本文选择的条件变量 可能尚不全面。第二,对于结果变量和某些条件 变量的赋值及校准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可能存在 不合理之处。未来,一方面可以结合个案研究、深 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,更为准确地 识别和分析省级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 影响因素与机制;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考察地级市 政府和国务院部委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能力的影 响因素,进一步修正与丰富研究结论。     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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